宏觀稅負實際上反映的是一國一定時期內把多少資源用在提供公共福利上，公共福利水平與宏觀稅負率水平呈正比關系。因此，與其花力氣探討宏觀稅負率多少為宜，莫不如全面分析選擇什么樣的公共福利制度更務實。
當前，有不少人認為應該在降低宏觀稅負的同時提升公共福利水平，這和宏觀稅負的本質屬性高度不對稱，根本無法操作。此外，人們在反復發(fā)問：我繳的稅費都用在什么地方了?怎么我的稅費在增加，卻沒感到公共福利享用水平在提升?要討論這些問題，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如何平衡宏觀稅負水平與公共福利水平之間的關系，而不是簡單計算宏觀稅負的高與低。
上世紀60年代以后，發(fā)達經濟體普遍走上了福利國家道路，具體表現就是建立了高稅負、高福利制度框架。目前，我國的主流觀點是加快提升公共福利水平，很多人甚至認為我國的公共福利水平要與發(fā)達經濟體看齊。應該承認，提升公共福利水平是皆大歡喜的事，政府也在竭盡全力做這件事。但要看到，提升公共福利水平時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宏觀稅負率能否提升這個“瓶頸”。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tǒng)計口徑測算，我國的寬口徑宏觀稅負已達到30%。從發(fā)達經濟體經驗看，這是一個臨界值，1965年前后，很多歐洲國家就是在這個數值起點上開始構建高福利國家，至40%左右時建成高福利國家，這個模板我國能復制嗎?客觀分析，結論是幾乎不可能。
首先，人口大國公共福利水平和宏觀稅負提升難度大。統(tǒng)觀全球，可以發(fā)現這樣一個規(guī)律：人口大國的宏觀稅負率普遍低于人口小國，新興經濟體的宏觀稅負率普遍低于發(fā)達經濟體。人口大國宏觀稅負率低于人口小國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越多，中、高收入階層人數占總人口比重反而越低，這會直接抑制宏觀稅負率的上升。換一個角度看，同等福利水平，人口越多資金需求量越大。歐洲高福利國家只有幾千萬人口，當前人均財政支出超過1萬美元。我國有13.6億人口，如果要達到歐洲高福利國家的福利水平，那么，財政總支出至少需要13.6萬億美元，這意味著我國還要幾十年的發(fā)展才能達到歐洲國家現階段的福利水平。
其次，我國人均GDP狀況不能支撐高稅負、高福利。發(fā)達經濟體是在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之后走向高稅負、高福利道路的。歐洲國家早在上世紀70年代后期人均GDP就突破了1萬美元，目前西歐國家普遍在3萬美元以上。我國人均GDP目前在7600美元水平，相當于發(fā)達經濟體上世紀60年代中期的水平。人均GDP水平是稅收增長的實際空間邊界，只有人均GDP增大到一定程度時，稅收增長才不至于影響投資和消費的正常增長。
高稅負、高福利的道路走不通，并不意味著我國不能繼續(xù)提高公共福利水平。如何實現這一政策目標?從我國國情看，主要是處理好三個問題：一是以穩(wěn)增長來確保財政收入正常增長。穩(wěn)增長必須堅持走圍繞壯大實體經濟調結構的道路，稅收增長要以結構調整為基礎。二是以稅制改革帶動稅收增長。目前關鍵是減稅性改革和增稅性改革并舉，特別是要加快推進資源稅改革和消費稅改革。三是以支出管理改革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本文來源：中國稅務報；作者：白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