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A:管理的理性與非理性

　　2014年兩會閉幕了。各種解讀紛紛登場，我注意到一個事情是：報告中“沒有提到什么什么”比較引人關注？也就是，在評論員那里，是應該提到的，或者不僅僅是應該提到，而且是應該強調或者說應該繼續(xù)高調“示意”如何如何的？
　　比方：李克強報告中沒有提到“房地產調控、港人治港、臺灣問題”等等。總之吧，人們認為應該繼續(xù)強調政府立場的，反而“沒有了”或者看似“不了了之”或者干脆就不提了。其實在政協(xié)報告中就可以看出來，為什么我會在網(wǎng)站里轉發(fā)了政協(xié)報告，就是因為看到了報告中并沒有對“臺灣”問題過于表態(tài)或“牽強”某些關聯(lián)。比方：政府有什么事情，提到了和港澳協(xié)商、匯報或通報之類的。而非，像以往那樣，“非要”把臺灣也“扯”上去。
　　房地產問題呢？因為上屆政府時已經(jīng)比較嚴重，這一屆一上來，就“放松”了對房地產的“打壓”、“吶喊”等等之類的“刺激”性政策“指導”。所以呢？在這次兩會上，人們不出意外的仍然看到了政府對“房地產”的一貫“低調”態(tài)度。而這之后呢？又看到了所得沒有提到“港人治港”的說法。兩會前，中央政府決定了收回之前讓渡到香港舉行的APEC有關財長會議的授權，而理由也相當牽強。不知道港人是怎么解讀的？
　　這里面都牽涉到了管理的問題。概括起來說，分為管與不管，以及如何管的問題。按照“大智慧”的說法，“不管”是高明的管理，“管好自己的心”那就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的*6級管理了。如何管？其實就是一個什么時間管，以及該不該管的結合問題。時間和空間始終具備歷史事件的穩(wěn)定價值。如果管，那么又分為理性與非理性管理，這里是對“人”而言的，因為通常認為管理就是管人的，如果是管物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這里不提（略）。
　　如果管理就是管人，那就是分為理性管理和非理性管理兩個方面。畢竟人是有情感的，而且是代表了某些社會因素，也就是“大伙”或者某些人的因素。理性管理主要就是規(guī)章制度、（政府）的慣常、科學道理或某些道德常識；非理性管理呢？它就是以人而情感為訴求。比方，行政管理中的情感成分就要比對職業(yè)經(jīng)理人的情感成分多一點；日本的管理本身就是情感成分少了一點，但是日本的管理制度內容中針對情感成分就多了一點；而歐美的企業(yè)管理中則是情感成分較少。
　　理性管理這里不做討論。非理性管理為什么會逐漸被重視起來呢？除了宏觀方面所謂的政府一只手、市場另一只手的功能之外。它的深層次是對“人性化”管理的弘揚。一個組織的發(fā)展，它依賴于成員、同時必須提高成員個體的素質。而理性方面的管理似乎已經(jīng)完備，而非理性管理則成為了可能左右理性管理的邊際因素，因此得以重視。另外一個方面呢？“放手”或者說“沒有提及”其實是一種“觀察”或者說“釋放”。作為管理者一方面需要“格物”而后“致知”、而后拿出政策；另外還有一個方面呢？需要積極充分釋放組織成員的潛能，讓組織成員活躍起來，也就是讓組織活躍起來，在這樣的狀態(tài)里，尋找解決之道。既然客觀已經(jīng)處于同一個組織內，就不存在“不管理”。
　　同時，組織成員“有可能”是，也“有的”不是，組織的消費或被管理、被領導者。如果是上下級或供應與消費的關系，那么組織還需要對這個市場或客體對象進行培育或進一步優(yōu)化。例如：房地產市場，首先讓其充分自由發(fā)展，形成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的穩(wěn)定交集型狀態(tài)，讓后才能起到“管理”作用；如果一味的以“主觀”意愿去所謂的調控，最后市場博弈變成了對領導者主觀意愿的博弈或猜測、或賄賂，從而失去了對客觀的公正性認知，或者是去促進良性發(fā)育。
　　從人的意識方面，語言或意識的刺激是一種場景的再現(xiàn)。也可能只是一個眼神，不論接觸還是非接觸，只要形成了類似“場景”的再現(xiàn)，就必然干涉人的意識，從而影響人的行為。而人的行為具有某些“隱蔽”的自然屬性，它來自于人類的依存和自我實現(xiàn)的特性。也就是正面教育就是正面批評。所以呢？人們在從事組織生活，包括社會生活的時候，其行為必須具備客觀的理性，而這種理性又不是“人為”的，這時候，才容易形成客觀的事實。如果你讓組織成員“自由”的去發(fā)展，而少干擾，則容易形成客觀的事實，從而認清事實的本質。
　　從某種意義上，房地產行業(yè)、香港也好、臺灣也罷都是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