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認為將會影響甚至主導世界未來的新興經濟體發(fā)生了非常嚴重的問題。目前正在尋找罪魁：大宗商品價格、液壓致裂法、美國利率、厄爾尼諾、中國都是熱門。但答案其實更加簡單，也更加傳統(tǒng)，那就是政治。
　　以巴西為例。這個曾經似乎已經走上永續(xù)繁榮的經濟體兩年多來現有增長，目前更是陷入了衰退。大宗商品出口價格的下跌絕非福音，但巴西經濟應該絕不僅限于收成和煉制產業(yè)。
　　再看看印度尼西亞。印尼經濟仍在擴張，但增長率——上季度年化增長率4.7%——與此前的預期和人口增長率相比相當令人失望。土耳其也是如此，上季度增長率下降至2.3%——總算勝過了人口增長率，但與2010年和2011年的突飛猛進(增長率高達9%)相比顯得相當疲軟。南非亦然，其經濟進步一直過于緩慢，不管是在黃金(1161.70,2.10,0.18%)和其他資源的繁榮期還是蕭條期，減貧方面也幾無進展。
　　經濟學人》前主編，新紀錄片《歐洲災難大電影》執(zhí)行制片比爾-艾默特《經濟學人》前主編，紀錄片《歐洲災難大電影》執(zhí)行制片比爾-艾默特
　　還有中國本身，它的減速是其他所有人用來解釋自身遲滯的a1借口。中國的私人經濟學家又回到了過去他們最喜歡的經濟壓力期，也就是推算自己的GDP增長指標而不信任官方統(tǒng)計數字的時期。從官方數據看，中國增長仍保持在穩(wěn)健的7%，也就是政府宣布的增長目標，但私人經濟學家的測算大多在4—6%。
　　近幾年來有個魔咒，即，不管全球經濟增、大宗商品或金融市場長發(fā)生什么扭曲或轉折，“新興市場的故事總能巋然不動。”公司董事會和投資策略師這樣說的意思是他們仍然相信新興經濟體必然比發(fā)達世界增長快得多，在進口科技和管理的同時出口商品和服務，從而獲得低工資和生產率提高的勝利組合。
　　但是，這個魔咒有個問題。一個簡單的事實是，顧名思義，這一魔咒定義太一般，難以覆蓋全部亞洲、拉美、非洲和東歐的各種類型的經濟體。如果如“新興市場故事”觀點所隱含的那樣，趨同和趕超只是一個邏輯和宿命的問題，那么這一邏輯應該也適用于發(fā)展中國家增長開始吸引人們眼球之前的幾十年。但并非如此。
　　之所以并非如此，其原因與如此多的新興經濟體現在陷入了麻煩的原因相同。這一原因是，新興經濟體的實際持續(xù)興起的主要決定因素是政治、政策和由治理制度決定的一切。
　　這就是巴西在令人失望的四年中所存在的難點。巴西無法在不引起衰退的情況下控制通貨膨脹，其自2010年以來的頹勢并不是因為運氣不好或私人部門企業(yè)家精神流失，而是因為政治失敗。巴西政府一直不愿或無法裁減臃腫的公共部門、深陷各種腐敗丑聞，而其總統(tǒng)羅塞夫一直表現出對導致這些問題出現的國家領導資本主義情有獨鐘。
　　巴西、印尼、土耳其和南非等民主國家都沒有能做好任何政治制度的基本任務：平穩(wěn)協調互相競爭的利益集團和權力派系以使更最廣泛的公共利益最終勝出。這本質上意味著公共利益：讓經濟靈活演化，從而讓資源從無法盈利的用途流向潛力更大的用途。一個擁塞的經濟，一個無法發(fā)生創(chuàng)造性破壞和適應新環(huán)境的經濟是無法持續(xù)低增長的。
　　這是民主國家，特別是法治制度和言論自由脆弱的不成熟民主國家與極權體制相比的天然劣勢嗎？顯然，這些步履蹣跚的經濟體所犯的一個錯誤是沒有向新加坡學習。新加坡采取有管理的民主制度，今年迎來建國50周年，它成功地避免了掣肘(比如)巴西的利益集團硬化癥和腐敗。
　　也許對民主派來說，一個福音是最近中國也沒有學習新加坡的經驗。中國經濟最近的減速似乎是因為中共沒能解決國有企業(yè)權力壟斷、向民營企業(yè)自由開放新部門的問題。
　　這些都不重要。這不是一個民主和極權誰更好的問題。其本質是，除非新興經濟體能保證靈活性和適應力，否則它們無法繼續(xù)“新興”。而這一靈活性和適應力的決定因素在于政治制度以及它們挑戰(zhàn)利益集團、協調社會沖突、維護法治的意愿。重要的是政治，笨蛋。
         本文來源：新浪專欄